第二节 土地革命时期
一、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对内竭力维护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限制和压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残酷地镇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这样的政权统治下，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必须首先直接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率领北伐军两万多人在南昌宣布起义。起义部队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占领了南昌城。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为了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这便是著名的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旗帜鲜明地清算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个方针，是党在付出了巨大牺牲后得出的正确结论。
八七会议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二、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形成
1.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被派到湖南去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并领导秋收起义。秋收起义不同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不仅有军队参加行动，而且有数量众多的工农武装参加，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号。
起义过程中，毛泽东看到进攻长沙的计划无法实行，便当机立断地改变原有部署，决定迅速进入江西省，沿罗霄山脉南移，在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之地，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人民革命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10月7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北麓的平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秋收起义后不久，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于1927年12月11日领导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军一度占领广州绝大部分市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但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张太雷和许多同志壮烈牺牲，起义失败。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一直到1928年初，党先后发动全国各地近百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为中国革命打开了新局面，并为后来红军和各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2.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大革命失败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带来了新的希望。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由于党在这个地区的群众基础比较好，在大革命时期这里曾经建立过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并有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地方农民武装在这里坚持斗争，他们愿意同工农革命军联合；周围各县有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便于部队筹款筹粮；地处湘赣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比较远，湘赣两省军阀之间又存在矛盾，对这个地区的控制力量比较薄弱。加上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在此地建立革命根据地是非常适宜的。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与毛泽东领导的队伍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名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朱德任军长。
3.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确立和内容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创建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过程中，经过反复探索，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终于找到了中国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这就是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
毛泽东在所著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系统地论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理论。其基本内容是：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独立，无产阶级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只能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强大的敌人长期占据中心城市，农村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无产阶级没有在大城市举行武装起义的条件，必须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逐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最后夺取中心城市；中国是农业国，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只有把广大农民发动、组织和武装起来，才能推翻反动统治。
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又决定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使中国革命可以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首先发展和取得胜利。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村可以自给自足。中国是大国，革命力量有广阔的回旋余地。各帝国主义国家的互相镇压，使中国反革命营垒内部充满矛盾，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特别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一支人民军队以及受到革命影响的群众基础。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农村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阵地。
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农村，不是放弃城市工作，而是以农村工作为主，城市工作为辅。城市工作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三、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遵义会议的召开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后，王明实际上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要求红军实行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红军的正规战。在组织路线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实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对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从1930年12月开始，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先后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围剿”。在前四次反“围剿”斗争中，由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的正确领导和指挥，取得了胜利。革命根据地发展到15块，遍布14个省，人口达1000多万，红军增加到30万，达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高峰。面对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围剿”，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致使红军损失惨重。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出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长征。但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却在中央红军长征初期实行逃跑主义。结果长征头三个月，红军指战员历经英勇苦战，虽连续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但始终没有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人员损失过半。危急关头，毛泽东建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一主张得到大部分领导人的赞同。于是，部队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之后，红军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
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确定红军的战略方针，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会后，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会议之后不久，又组成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遵义会议后，党领导各路红军，同数十万围追堵截的敌军进行殊死的战斗，粉碎了蒋介石消灭红军的企图，战胜了雪山草地等自然条件的艰难险阻，克服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1935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历时两年的长征，最后以共产党和红军的胜利而宣告结束。毛泽东评价长征时曾说：长征是历史记录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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